■编著·刘嘉祥

　　八十三、 文化传教在中国

　　传教士的生活可分为祈祷、读书与工作。读书是过程，而非目的。但文化能引起人的兴趣，可启发理智去承受信德的恩赐。

　　耶稣要我们做世界的光及地上的盐，对不同的听众用不同的语言去往训万民。圣保禄引用人文思想，将听众引到“未识之神”。初期教会伟大护教学者辈出。教父们与圣师们的学识与启示并行不悖。圣奥斯定是主教和神学家，堪称最伟大的传教士。他的《天主之城》——传教总纲，利用人文学识为上主的真理服务。本笃会和耶稣会也都表现不俗。

　　北平和远东宗主教孟高维诺曾把《圣咏》译这本地话（蒙古语？）又教修士们学习拉丁文。利玛窦、利类斯，汤若望、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都有其专长，一到中国，便勤奋努力学习中国的文化与经书，以知识分子和贵族皈依为宗旨。曾试穿袈裟，效果不彰；又马上改穿儒服，以便接近士大夫，终于打入皇宫。我希望利玛窦写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意文都有）能广为流传，其中有归化知识分子的经过。

　　中国革命后，努力消除文盲，读书风气大增。我们应打开一条通路，利用文化作工具，让中国人了解自由的真谛。

　　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京辅仁大学都发挥了不少作用。印刷事业方面，有上海土山湾和北平慈母堂，后来又在献县、北平、香港、兖州、青岛、烟台、汉口都相继成立了印刷厂。此外天津和北平的《益世报》也都发挥了作用。假如我们不及时赶上中国的思想潮流，而会面临着危险。

　　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中国神职界，在文学、社会和科学知识方面应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才会被人尊重。这不亚于名利对人的吸引。

　　公教进行会和公教教育联合会也给予青年学子最佳服务。利用更多的文化事业去宣扬福音，可让中国人对宗教的偏见一扫而空。当然，文化传教只是方法，耕耘和灌溉算不上什么，只有天主才能使其成长。我们使用了文化这一方法之后，再配以祈祷和忍耐，自然会水到渠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