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刘嘉祥

　　八十.回罗马述职

　　有不少人反对我，为什么？我待他们还不错嘛！只因我站在中国人这边，我曾反对外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作风；他们在其它方面可称出类拔萃。我因此只好请罗马准我回去，向圣座报告，我已准备好，让一位没有牵挂、烦恼的新人大刀阔斧的去干。

　　我一向主张，传教区不是为传教士而设，而是传教士为传教区而准备的。这主张印证在我身上。“凡是该做的都做了，但我们仍是无用的仆人。”（路18：10）

　　我于1930年10月26日离开北平。11月3日在香港下船。我和其他5位主教会合，准备去韶州为接替雷主教的耿主教举行祝圣礼。我们细心筹划了旅程，准备换穿便服前去。

　　11月7日先到广州，受到军政和教会首长欢迎，我们也到省府与市府回拜。我们乘政府拨给的专车赴韶州，同行的有港澳两地慈幼会乐队相伴，专车后附加一辆装甲车，内有70位士兵作护卫，经过了雷主教和高神父被逮和遇害的地方。

　　9日的祝圣大典进行的非常隆重，几乎就在雷主教墓地上举行的。一位主教被害，另一位递补，教会历久不衰。回程经过广州，省主席以上等的酒席招待，对雷主教的被害表示愧疚，对教会放弃金钱赔偿表示由衷感谢。

　　香港主教要我提供改进的意见，我恭喜他在发展教育与出版事业方面的努力。身为一个大城市的主教，宗教、社会、教育各方面都有责任加以明了，香港在这方面作的有声有色。此外，恩理觉主教在香港计划成立护校、学生宿舍、劳工渔民社会救济、儿童康乐中心、海员之家、诊所、女青年会……我请他不需事必躬亲才不致累坏身体，可请人代劳。也可让度默观生活的嘉诺撒会修女出外为传教区服务。

　　12月20日到达意大利，我的弟弟——斯伯济教区主教不远千里来欢迎我，使我深受感动。两天后会见国务卿巴柴利枢机，他和蔼可亲，是教宗的得力助手。当我询及在中国散布谣言时，他回答说，法国大使并未在圣座前反对我。他所谈的事是有关中国大力消除烟毒的问题，我满怀感激之情离开了国务院，感谢天主赐我领导有方的上司。王老松枢机温和、严肃而寡言，他非常关心中国教会，他明确告诉我，在中国应继续已敞开的途径。

　　当我向教宗屈膝行礼后，教宗示意让我坐下。我首先代表中国教友以及我本人对圣座与意大利之间的和约表示祝贺。话题转到传教区，当我叙述谣传所说：教廷有意改变传教方针时，教宗立刻挺起胸膛，清晰而斩钉截铁地对我说：“要知道，开倒车不是我的作风！”这话使我大为感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