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刘嘉祥

　　四十五.北京辅仁大学

　　远在1912中国公教学者英敛之先生曾上书教宗，请求在北京设立大学。15年后王老松枢机委托美国本笃会主席司泰来进行创校事宜。1925年正月司神父任命奥图尔为校长，并派3位本笃会士辅佐。进行购地和签署事宜。两位主教和法国公使虽不乐意，但仍不失君子风度。

　　最初只作了一些预案，到了1927后政府准予立案后，开办了文理学院，正式授予大学课程。9月26日正式开学典礼。政教首长和学者多人参加。我在典礼中说：“大学功能旨在指引不朽的人灵走向至高境界。要辨别真我和假我，前者重道德和责任，后者重游乐和纵欲。……校内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应多研究学问，好能成为明日领导阶层中的中坚，以报效国家。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急需能干而清廉的人才，来挽救当前的危机，以走向新生。然而，能干而清廉的人才， 不是由毫无意义的学生示威游行所产生的，却是由理智与意志在严格纪律下而孕育的……。”

　　四十六.雨过天晴

　　在革命风波缓和后，我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代表圣座到各处遭受迫害的教区慰问一番。因铁路中断，有时要在海上或河内航行。所到之处，受到大家的欢迎和感激。我几乎看到所有遭受风波的主教们。虽然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然而传教士都已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教友生活也恢复正常，只是仍心有余悸。修院、学校和慈善事业慢慢又重整旗鼓，传教热火比以前更炽烈。“我们好像死去，却仍然活着。”

　　四十七.祝圣汉阳主教

　　我利用视察之便，为汉阳贾尔文举行祝圣主教大礼。没有邀请英、法领事，也不挂外国旗，以便保持纯宗教色彩，礼仪十分成功。祝圣礼是在汉口举行的。顺便也参观了汉口图书馆。发现一本《中国教会一览》，是遣使会秦神父（Gabet）于1848年写给圣座的小册子，说明传教士的计划训练和芳表的重要性；也建议传教士应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以利传道；更主张培植本籍神职人员，不能把中国神父训练成外国人的工具……。我惊讶该书何以没有流传下来，经我后来在北京及罗马查证的结果才发现，传信部大概没有收到该书，虽经秦神父力争，可能为了息事宁人才被压了下来。时间可明辨正邪，这本一世纪前不受欢迎的小册子，今天去变成人人称道的时代前驱，秦神父可以含笑九泉了。

　　四十八.留法学生

　　在船上遇到一个到法国留学归国的青年，他对中国的内战和军阀表示悲观。我们把话题带到基督宗教上，他表示曾受雷鸣远开导而准备领洗，却遭父亲反对，认为信仰基督就成了中国和家庭的叛徒。我向他解释我们尊重人的爱国心。他却有成见，他认为信仰基督的列强剥削了中国。他还说，从法国逐出的传教士，反在中国和土耳其得到多重的保护。难道中国人都是傻瓜？所以他不愿作吃教的洋奴！我向他提起中国主教的事， 他说在法国也亲自参加了欢迎中国主教盛会，他认为教宗公正的壮举，要比列强的政治阴谋高明多了。他承认教宗，也尊重传教士和福音。只是帝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成了信教之阻碍。

　　我非常难过，因为从欧美归国的大部分留学生，对宗教都有同样的偏见。

　　中国传教区不缺乏圣德，不缺乏殉道者，不缺乏热心工作者，不缺乏学问，不缺乏钱财，也不缺乏中国神父。

　　究竟缺乏什么？缺乏宗徒的传教方法：只建立了传教区，而没建立教会。缺乏由本籍神职人员组成的中国圣统制。

　　基督的前驱若翰的话发人深省：“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旁边听着，他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高兴，同样，我已得到完全的喜乐，祂该荣耀，我该退隐。”（若3：29-30）

　　四十九.教育联合会

　　1928年，上海全国主教会议曾渴望三件事：翻译圣经，统一要理问答及设立文教机构。关于翻译圣经方面，须有精通希伯来、神学和中国现代语文的人才，目前正在训练中。有关要理问答编纂委员会，已请兖州韩宁镐主教担任召集人，一切都照规定完成了，毫无迟延。文教方面，以公教教育联合会名义开始分工合作：圣言会苗德秀神父负责印刷；巴黎外方传教会雍守正神父负责学校；美籍奥图尔神父、胡布来神父、和程有猷神父负责中文书籍部分。后来赵文南、于斌、牛若望以及一些会士也陆续加入阵营。该会设在代表公署内，双方同仁天天见面，形同手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