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刘嘉祥

　　二十七.教务统计

　　我早就想作些教务统计，以便研究传教的方法和进度。义和团之后，教友的量虽在数字上有些增加，而质的方面却有待加强。在1923-1924年给罗马的报告中，共有2.263.487位教友；一年内有58000多人领洗进教；外籍传教士1500余位，本籍约1100余位。

　　一般说来，传教士的数字和皈依的数字成正比。但有些老传教区，因为需要照顾教友牧灵工作而分身乏术，导致归主者减少。我也通知代牧们，要加强新教友之宗教生活以防止背教；对迁出的教友也要掌握以防流失。

　　二十八.修会殖民地

　　“五伤会”愿意来中国传教，我看中某一教区，地方很大，共4百万居民，却只有40余位神父，3万多教友。我向该教区代牧建议分割一部分出来。他们的省会长马上写了一封万言长书，结论是：分割会伤元气；如果分的话，也要分给他们自己修会的其它会省，因为他们修会在该区已有一百年的经验，可以驾轻就熟。后来我在易县为“五伤会”找到了地方。

　　我觉得，传教区不是外籍会士的专有物，应视为建立本地教会过渡时期的产物。传教区不是为传教士而设的，而传教士应该认同教区。

　　二十九.反宗教运动

　　1926年，我收到匿名信，说我是洋鬼子的首领，并且威胁我。但我仍照常作我的每日午后市区散步，倒也没遇到麻烦。

　　教会成了排外的牺牲品，汉口、长沙、太原、韶州、延安、南宁、汕头、广州等地的代牧们相继报告了他们遭难的情况。我向代牧们表达了兄弟之爱的友谊，也衷心分担他们的痛苦。敦劝他们要尊重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尊敬中国合法的权力；在混乱中继续自己的传道，行善和祈祷等事务。

　　法国公使给外交部提出抗议书。我请人转告公使，他运用这种可恶的保教权时，应先向宗座代表商榷，以免引起别人对教会不利。

　　后来法国公使请我用早餐，问我意见。我向他表示，我们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及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三十.伪装的传教士

　　有一署名D.C.的意大利神父，到各大学散发意大利的刊物，显然是在宣传法西斯主义，他还有意国官员的推荐信。意国公使是位公正的人，问我意见，可否给他传教士护照。我向他表示，传教士护照只能给实际传教的神父；若在某一地区传教，权在该区代牧。若在全国传教，权在宗座代表。至于D.C.，不可给传教护照，最多是观光护照。对他未经宗座代表许可，迳自活动，严重违反圣教法典表示遗憾，请他马上停止活动并离境，否则加以议处；面对目前中国传教区危险环境，我以职责所在，情非得已。他后来到北京当面向我解释，也服从了命令。我绝不容许一位意国神父，以传教士的名义，来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

　　三十一.巡视崇明岛

　　我很想在中国最繁华的上海教区划分一个本籍教区，因此我决定在5月里去巡视上海，以便寻找合适的地点和人选。我们登上小艇向崇明岛驶去，巡视了岛上卓越的教会，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招待。经过田野时，我就走出轿子宁愿步行。等经过村庄时，又得坐上轿子，不让轿夫“失面子”，其实是怕我失面子。

　　我们停在市场喝茶、休息。一群儿童围上来，我买了些糖果分给大家，很有效。大家问东问西。陪我来的副主教介绍我是教皇代表，不是他们所猜想的法、西、葡代表。要想让他们了解天主教的至公性，必须有了中国主教才管用。

　　回航时船在沙滩上搁了浅，折腾了两个小时才因涨潮而脱险。崇明岛的总铎——未来的海门首任中国主教朱开敏稍后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谢函。

　　三十二.巡视宁波

　　出席上海教务会议的首长中，牧龄最高的是宁波赵保禄主教，他在位40年，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上海会议时我向他谈起必须实现教宗祝圣几位中国主教的心愿时，他面色开朗地对我说：“我有适当的人选：他从小我就是送他入院，后来升他为神父，他就是胡若山神父。”胡神父属嘉兴遣使会。

　　可惜赵主教在胡若山升格祝圣主教以前，于1926年初就逝世于法国。教友愿出钱将遗体运回中国，后来由法国邮轮免费运回。

　　我于5月23日来到宁波参加赵主教的追思礼。也趁机巡视了未来的中国教区——台州。这地区已有相当的基础。我在定海遇见了几位贵族出身的仁爱会修女，她们以诚朴的生活掩饰她们的高贵。该教区各种事业中以修院最为完善。

　　三十三.祝圣香港主教

　　1926年6月23日我祝圣了香港代牧恩理觉主教。中外人士共聚一堂，显示了教会是在天主慈爱下组成的。

　　我祝圣的主教比司铎更多，在传教区祝圣主教更有意义。因祝圣经文上说：“我接受福音，并广为宣讲圣道。”这正是宗徒往训万民的传教使命。

　　归途中，遇到几位中国驻欧洲的公使，谈到中国混乱的局势，表示忧心忡忡。我劝他们不必失望，罗马过去也是一样。他们愿闻其祥。我告诉他们，天主教会用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挽救了危机，产生了新而生动的文化。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伦理文化，只要注入基督生命的种子，填补心灵的空虚，必使中国发扬光大。他们听了未必有同感，但中国人好客，总不让客人难过。而我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散播优良的种子，说不定，长期蕴酿后，会发芽生长。

　　三十四.教宗的两大文献

　　教宗在1926年2月26日所颁布的《教会事件》通谕，在4月份才寄到中国，这份文件又加强了《夫至大》通谕的力量，我研讨后感到非常鼓舞。

　　教宗于当年6月15日又颁布了《由登极初时》通谕，针对在中国的代牧而写，旨在确定、阐明并维护传教使命的纯正性。

　　我立即把这两份文献译成中文分送全国。我的读后感如下：

　　（1）传教区只是过渡状态，是建立本籍教会的工具。教宗责怪，为何要阻止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和成长，不让他们将来治理自己的同胞呢？

　　（2）服从教宗的代价就是牺牲，让出教区就是自我牺牲以及修会的牺牲。我无意把传教士们的功绩化为乌有，但因他们是基石，所以必须掩埋在地下，这样，建筑物才能建立起来。

　　（3）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有殉教的精神，令人钦佩。但是，个人的殉教是一回事，为了团体利益，屈服在困难不定的生活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让修会放弃巨大的财产、特权及成果，实在不容易。因此应“谋求基督的事而非自己的事。”（斐2：21）

　　（4）只空口说教会至公无用，实际让出教区才能让外教人心服。

　　（5）母亲帮忙幼儿开始走路，渐渐让他独自行走。即使偶而跌倒也算正常，不可因噎废食。教区也应趁早训练修士，等本籍人数足够时就让其建立圣统。不能永久霸占传教区。

　　（6）很多中国神父欢迎这两封通谕，也请求迅速成立本地修会。这也是传教士多年来辛勤工作之代价和成果。

　　三十五.巡视太原

　　7月份我巡视太原代牧区是为划分本籍教区，凤朝瑞主教全心全意支持圣座的愿望。我就进行最后的协商，以及新主教人选。

　　我参观了葬有殉教遗骸的天主教公墓，也到圣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真福雅松达墓上祈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