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到达会议现场，沈阳教区皮漱石总主教、南京教区代主教李维光出门迎接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

　　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补选了震旦大学原校长胡文耀为政协委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维光、胡文耀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12月，济南教区副主教董文隆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给予天主教自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拥护者以很高的政治待遇，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主教、神父、教徒共同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组织。7月16日，由37位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发起的“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26日，周恩来接见全体代表，鼓励天主教人士自办教会，鼓励大家搞好教会内部团结，不要有门户之见。

　　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规劝后，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终于转变态度，他以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地位最高的总主教身份表明鲜明的立场，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他多次祝圣主教，为中国天主教摆脱梵蒂冈的干涉和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6月17日至7月13日先行召开了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主教区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徒代表241人。在近两个月的会议中，他们认真讨论了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天主教内部肃反、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以及宗教政策等诸多问题，明确指出了中国天主教要实行独立自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在政治经济上割断与其的联系。会议还重点讨论了“爱国是否有罪？”、“无罪是否应受罚？”等问题。皮漱石总主教、王文成主教、河北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烟台教区宗怀谟主教等从神学上、法理上阐述了“爱国是天主的诫命”、“没有罪，罚就不能成立”、“罚是惩恶而不是惩善”、“宗教处罚只能用于宗教事务上”、“因爱国而受罚是无效的”，为广大天主教徒打开了宗教思想解放的大门。

　　1949年时，中国20个总主教区中仅4位是中国籍总主教，79个主教区中仅29位是中国籍主教，138个教区中仅有20位是中国籍主教。虽然1949～1955年间，罗马教廷陆续祝圣了18位中国籍主教，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天主教自立运动的开展，大部分外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或自动离开、或被驱逐、或被判刑、或限期出境，此外，还有约10位中国籍主教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因而，出现了10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的局面。主教是天主教教阶制的核心，没有了主教，就意味着牧职无法延续，意味着天主教会的消失。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天主教会决定自选自圣主教。（摘自微信平台 刘阳/历史及影像杂货铺）

　　会议期间分组讨论，图为献县赵振生主教主持河北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