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刘嘉祥

　　八十一.真福和德理逝世600周年

　　1931年1月14日适逢真福和德理（Odorico）逝世600周年纪念，我应邀在其故乡的纪念会中作了演说：他以传教士身份，奉上司和教宗之名起程，在北平协助孟高维诺总主教，归化人灵，成绩斐然。但因“庄稼多，工人少”工作多年后，冒险返回欧洲，请求教宗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可惜，由于过度辛劳和千里跋涉的奔波，耗尽了他的精力，在意国北部伍地乃安息主怀。”

　　他享有宗座的差遣，而且他是一位善于祈祷、读书、劳动、克己的传教士。传教士不应有其它嗜好，或像毫无约束的志愿军，或世间利益的探险者与经纪人，而应是上主所派遣的人。

　　为何孟高维诺不为自己准备继承人呢？他是由教宗克莱孟五世（Clemens V）获有此权。从中国初期教会的经验可知，教宗的目光与远见是多么正确：为已建妥的教会委任本地神职领导，即所谓本地主教。

　　1月25日回到我所创办的育幼院，我为这些已长大的战争之子傅了坚振圣事。当我离开时，他们扑到我身上，痛哭流涕。面对这些被父母遗弃，可爱又可怜的儿童，我也情不自禁的哭了。

　　3月5日，我以“中国的危机”与“中国传教区有悲剧”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当时传信部长、秘书长也在场。演说全文以“绝望中的希望”为名出版了。信德通讯社也对我作了访问。

　　八十二.划往深处

　　天主教在中国现代思想中，是否产生过几位受人重视的学人、哲士或作家？人人都说马相伯是位著名学者与司铎，但他仅是位文学家而非思想家。据我所知，他未曾撰写过一本为中国人阅读的护教著作。在文化园地里我们尚在等待。

　　胡适认定基督思想不能立足中国。他错了，他未洞悉天主教神秘默化的力量足可以改变文化，更新文明。

　　我们所归化的教友多为社会下层人士——有的是为得到外交保护，有的为物质利益，不能进到中上阶层社会。当然也有些知识分子教友，为教会增光，他们大多是来自老教友家庭，尤其以上海教区最为显著。我们急需精通固有文化的护教作家，以阐明信仰的真谛，创造有利的公教气氛，否则不易使中国归化。“中国教区，修会与神哲学院的创立，正是为未来美好的远景作准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