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观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下）

　　如果认为理性在信仰上没有作用，人只要信仰天主的启示和教会传承下来的信仰就够了，这是一个“盲目的信仰”，历史学者称这种人为“信仰及传承主义者”。相反，如果有人认为，只有透过理性的反省才能认识信仰的对象，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种信仰观也不够完整，历史学者称这种人为“理性主义者”。

　　脱利腾大公会议后的欧洲，学术界的知识领域大开，不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在做学问的方法上，也逐渐脱离神哲学的领域，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于是，各学科独立性的理性思考，也越来越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对“理性”本身的探讨，也就更受人注意了。

　　康德对理性的探讨

　　在对“理性”本身的探讨上，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康德。康德把人的理性分成三个独立的领域：首先是使人认识真理的“纯理性”，“纯理性”可以从事理论性的逻辑推理；其次是维系人类伦理道德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可以使人度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生活；最后是“使人鉴赏艺术，评断价值”的判断力。

　　康德认为人用纯理性，就是用理性逻辑推理，无法认识天主的存在和性质。至于实践理性，就是人类需要有一种维系伦理道德的生活，但是，这种需要所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绝对基础。”此一绝对基础就是人信仰天主的根基所在。

　　半理性主义

　　当时教会中，有一些人接受了康德的思想，认为信仰是由人理性意识的反省和生活伦理的需要而来的，而忽略了信仰也是天主主动给人的恩宠。这种思想虽然不是非常极端的“理性主义”，但是，理性的倾向很强，所以历史学家称之为“半理性主义”。

　　除了康德引申出来的半理性主义之外，当时在教会中还有两种不同形态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半理性主义：第一种思想是主张全部的信仰奥迹，都可以得到理性的理解。这种主张的偏差是把人的理性抬得太高，而人并不能完全了解信仰的奥迹。

　　另一种半理性主义思想是由黑格尔哲学引申出来的。黑格尔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合一的大整体，人的理智应该可以完全了解这个大整体。

　　因着这种哲学思想，引申出来的主张是：天主启示的奥迹也属于这个合一的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只要天主启示给人，人就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而不需要教会团体的帮助，而且，教会团体还可能成为个人从理性层次理解天主的障碍。这种思想把个人的理性，看成最高、绝对的权威，这样，天主的绝对性，不就在人的理性之下吗？

　　梵一大以会议的《天主之子》宪章

　　由于这些偏差“理性主义”的思想，当时教会中极端主张“信仰和传承主义”的人又开始活跃起来。到了1869—1870年间，教会就在这种气氛中，召开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会议中为了阐明教会信理，驳斥理性主义，针对启示和信仰的问题，而颁布了《天主之子》的宪章。

　　在《天主之子》的宪章中，直接在第3章《论信德》和4章《论信德和理智》两章中谈到信仰和理智的问题。

　　在《论信德》这一章中，澄清了启示真理的权威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天主。信仰是天主的恩宠，不是理性的必然结果，因此，理性本身不能产生信仰。但是，关于信仰和理智的关系，在论信德和理智肯定两者的区分是在对象上，也就是说，信仰的对象是针对启示的真理；理智的对象是针对本性的真理，所以在认识启示真理上，理智自然有它好看限制：

　　“理智在信德的光照下，固然可以勤谨地、虔诚地获得一些知识，而且，不拘人采用哪些本性知识的类比，或从奥理之间的联系，都可以获得丰富的、有关天主奥理的知识；但是，理智永远不能适宜地、像领悟本性的对象一样的，领悟天主的奥理。”

　　信仰和理智虽有区别，但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正直的理智显示信德，是信德的基础。理智之光可以美化属神的知识；而信德可以使理智避免错误，并以多方面的认识来栽培理智。”

　　宪章中也说明了圣神在信仰上的角色：

　　“如果没有圣神的光照和默感，如果没有以圣神的恩赐，使众人在接受和信从真理中，获得甘饴，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同意福音的宣讲。”

　　由此可见，信仰是来自圣神的光照和启迪。当然信仰不只是人内心的事，也应该有外在有形可见的标记，而这有形可见的标记的信仰对象，是理性可以了解的。宪章中说：“天主愿意连同圣神的助佑，还加上外在启示的证据——就是属神的事实：尤其是灵迹和预言，它明显地显示天主的全能与无限的知识。因此，这些证据自然成为启示极确切的标记，也为众人理智所理会。”

　　启示的证据除了灵迹和预言，整个教会团体的存在，以及每一位基督徒因信仰而改变的事实，都是信仰的标记。

　　从《天主之子》宪章中，不难明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可以说是脱利腾大公会议之后，在讨论信仰的内容和真理的认识上，达到了高峰。大公会议将这一问题做了明确的综合与澄清。

　　在中古时代的早期以及脱利腾大公会议，在讨论信仰的问题时，都没有回到圣经，也没有在圣经的信仰观下探讨信仰，只是着重于理论的探讨。事实上，《天主之子》宪章中，对于圣经中信仰的因素，如信仰位际关系，也就是天人的相遇，以及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谈得不多。不过，之后由于教会越来越重视对圣经和教父的研究，这样，教会逐渐回到圣经的整体观里，探讨信仰的观念。

　　梵二大公会议的信仰观

　　到了20世纪，人们逐渐接受天主教神学界和教会内多元的思想，特别是对圣经研究方法的革新，因而促使教会在1962年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可以说是对教会生活作全面反思的大公会议。虽然它的重点是牧灵与合一的问题，但也提到信仰的部分，就是在《天主启示教义》宪章第5号，以及《信仰自由》的宣言里。又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主题和教会对圣经、教父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的缘故，在描写信仰时，也有了新的面貌。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以《天主启示的教义》宪章来说，在表达方式上，不再用抽象的概念或定义来表达，虽然用概念或定义表达会很清楚，但这种方式比较静态，不能表达动态的过程。因此，宪章中采用圣经救恩史的表达方式，表达信仰的整体因素，也就是天主启示的过程。

　　宪章中，除了引用历代教会所肯定的道理、信条外，更强调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就是说基督徒和生活的天主相遇时，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天主，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走向更完善的过程，如宪章2号说：“不可见的天主，为了祂无穷的爱情，借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为邀请人与祂结盟，且收纳人入盟。”

　　宪章5号说：“对于启示的天主，应该尽‘信德的服从’，人因这种服从，自由地把自己整个托付给天主；为达到启示更深的了解。同一圣神常不断地用自己的恩惠，使信仰更完善。”

　　信仰自由宣言

　　《信仰自由宣言》是由牧灵、传教的角度来谈信仰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人都不应该受到强迫，而且信仰自由是人性尊严的要求，从客观方面说，人面对启示、天主的邀请时，虽然不应该拒绝，但是，仍然有拒绝或答复的自由。

　　因此，宣言中强调，信德本身应该是自愿的，而且信仰也应该全面地影响人，这样，信友在信仰的成长上，有他自己的责任，就是说信友要按照教会的教导培养自己的良心。但是，从传教角度来说，我们依恃的是圣神的德能，基督救赎的功劳；同时，也应该加深对基督真理的理解，并用符合福音的方式去宣讲，以耐心对待还不认识基督的人。

　　整体来说，全部宣言比较偏重主观的信仰自由，因此，对于客体的天人相遇发挥得并不多，但是，对于信仰内容的核心因素，就是天主的救恩计划，救恩史的过程都具体地加以描写，还强调信仰是德能的一面，也谈到信仰改变生活的责任和具体方向，比方：按教会教导培养良心，效法基督等。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虽然没有一个专门讨论信仰的文件，但是在与信仰有关的部分，已经可以看到，回到圣经整体信仰观的事实。而且，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以人面对天主的启示作的答复，做为整个生活指向。（摘自《神学丛书·信仰论》上海光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