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源 整理

　　朋友

　　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传统，她们可以忘记自己曾给过别人的帮助，但她们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给予她们的帮助。

　　——记新西兰凯瑟琳·霍尔修女

　　2007年7月7日 北京

（上接第14期/总第432期）

　　她写到：“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训练中心工作效率极高，很多青年男女来自于中国的四面八方以及东南亚和海外，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接受短期训练，以便能更好地在前线医院展开工作，其中重要的训练是针对时疫和卫生设施，贵阳是接受从海外而来的医疗物资的补给站，其中也有我们从滇缅公路运过来的。她对于他们的设备迅速转移到西北尤其感到高兴，最终看来那些战略医疗补给将能转移到八路军战区，也许还能更好地和白求恩医生保持联系，然而在我们离开贵阳之前，传来了白求恩医生不幸死亡的噩耗。我想对北方而言肯定是巨大的悲哀了。我们来的太晚而无法拯救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更希望去帮助那些在北方作战的部队和游击队员们。是他们仍然在坚定而忠诚地守卫着防线并且抵御敌人，而其中就有那些白求恩给他们第二次生命的人。后来凯瑟琳以及整个世界都知晓了整个事件的细节。在一个外科突发事件中，白求恩在没有戴医用手套的情况下展开手术，有时他是这样，在他授课中他总是这样。他手指上的一个微小的伤口受到了感染，出现了败血症状并迅速蔓延，他的状况恶化了，他们抬着他非常艰难的进入到一个村庄的唐式古建筑（我猜可能是座庙）里，在这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凯瑟琳在此地工作过，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他，但是仍然没有希望。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包含着他的遗愿遗嘱及他对朋友的信息，这就是多年后她所读到的包括一句：“对凯瑟琳给我的帮助我由衷地感谢！”有一句中国古话写道“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于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来说，白求恩的死将比泰山还重。他们悲伤地集结起来开追悼会，毛泽东适时宜地做出了批示，这就是被中国青年一代学生所学习的及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够无私的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对此我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加以认真学习。虽然我只见过一次白求恩同志，在他所写的信中他提到我很忙，我只写过一封信给他，我很忙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那封信，我对他的死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们都在怀念他。由此可见白求恩的精神鼓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学习他绝对的忘我主义的无私精神，如果人人都能象他那样我们将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大小的，如果他有这种精神他已经是一个高尚和纯粹的人，一个真正精神完整的人，而他超出了一个庸俗的利益主义者，是一个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人民中得到体现的人。我们能够猜想凯瑟琳对白求恩医生之死的感受。据我所知白求恩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家庭和朋友表达出这种亲密的想法，他们的这种关系曾经超越了两个有共同目标的同志的关系，很多中国人看到他们的关系很近，也许仅此而已，但是也许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切。因为在信里没有提到任何细节来确认这些。甚至在他的文件里也只是只言片语，“当解剖刀和剑在1954年送到我这里来时，我哭了。我十分悲伤，因为他们也许在想我使他沉沦下去，而且我并没有返回到他的身边。这本书已经帮我感觉到他知道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抛弃他。”尽管这一切令人沮丧，但是在一个多星期后，在贵阳的凯瑟琳又重下决心加入了由巴博领导的由三辆卡车组成的护送队向重庆前进。整个路程同样是高山重叠的200英里之遥。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政府已从其它地方撤到了四川省。这个人口众多的省份一个村庄挨着一个村庄，重庆坐落在扬子江流域的上游并在著名的三峡之上，日军不可能渗透进来。

　　重庆一天又一天受到了极其残酷的炸弹袭击，一般情况下，私家的和政府机构的地下防空壕通常人满为患，但是整个城市依然充满着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气氛。当他们一行到达后，凯瑟琳能够和很多老朋友取得了联系，这里其中包括共和国际委员会，这里有国际委员会的总部的罗威，是本部的领导，但是他经常外出。当时并不在那里。宋庆龄是当时共和国际委员会在香港的名誉主席，并且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同时在重庆她找到了李大钊以及引退状态的旧军阀冯玉祥，她为被邀请到他们的简朴的家里共进晚餐而感到高兴。在短暂的喘息后，凯瑟琳带着她珍贵而又难以运输的补给开始了她下一站的旅程。即向北500英里的宝鸡，在当时来说是陕西省最西部的一个靠近陇海铁路线的终点站。他们的路线首先穿越了四川盆地中密集的耕种地带，这些地带并不十分平整，而是巨大的阶梯状的山坡，然后他们又不得不穿越3000多米高的秦岭山脉，最后他们又向下通过了景色迷人的渭水流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