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5期/总第611期）

       二、因地制宜——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本土化”意涵

       本土化也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内涵。本土化，就是说一种思想和宗教，从这个地域传播到那个地域，必须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一种宗教如果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也是宗教生存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在我国历史上，宗教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交流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本土的中华文化能够接受、包容外来的文化，一个是外来的文化能够主动地适应本土的文化。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如果不能做到以上这两点，不能处理好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宗教很难实现本土化；即使表面上本土化了，也会留存很多生活和习俗中的问题，而理论上的冲突则更加难以解决。因此，一方面要包容，要去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论。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坏中国本土文化，不改变中国本土文化，不与中国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成分，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保留。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正是能够构建宗教和谐局面的一个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也要主动学习、接受本土的文化，因地制宜，与各个地域的文化展开积极良好的对话和互动。这也是外来宗教顺利在中国生根发展的一个前提。

       当然，“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让各大宗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或简单等同于儒道，本土化是在传承自己宗教核心特性的基础上积极适应中国本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实现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最终，本土文化与宗教之间是彼此“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二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很多的新思想、新理论就碰撞出来了，在此意义上，应当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进而形成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宗教形态。

       以中国的禅宗为例。禅宗是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典型，其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主要即在于，禅宗在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的局限，取得了重要的创新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后来，逐渐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人们将佛菩萨当作“神”，通过拜佛、求佛、求菩萨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从唐朝后期开始，人们将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心性修养理论相结合，禅宗渐渐形成，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众生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自立、自觉的思想完全一致，而且又恰恰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了，即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语录《六祖坛经》是一部被尊奉为“经”的重要著作。慧能在学习、领悟佛教根本精神之后，用本土化的文字、生活化的语言重新描述了中国化佛教的理念、修行和境界。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未完待续）（摘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