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更好地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学理和实践借鉴，2025年春节前夕，中国宗教杂志社记者对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原名誉主席刘柏年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深度的专访。天光编辑部在学习此篇专访文章后获益良多。刘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的亲历者，始终孜孜不倦致力于推进中国天主教的爱国爱教事业和中国化进程。针对中国宗教杂志社记者精心准备的问题，这位耄耋老人思路清晰、神采奕奕，结合自己的经历侃侃而谈。他时而以浅显易懂的言语，讲述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宗教的形势政策；时而以坚定的语气，表明一位宗教界人士在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该坚持的原则。他的话语掷地有声，闻之令人醍醐灌顶，印象深刻。在访谈中，刘老对天主教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独到中肯的见解。为此，天光编辑部将这篇专访进行转载，以飨读者。希望广大神长教友在阅读之后，更加明了我国天主教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大家能够更加坚定走宗教中国化道路的决心，让我们众志成城，大踏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行稳致远。

 

刘柏年，1934 年5 月出生，贵州省修文县人。曾历任山东省青岛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您认为，为什么要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

道理很简单，天主教由耶路撒冷传入希腊后，经过希腊化，后传入欧洲即为西方化，传到各地都与各国制度、民族、礼仪、文化等相融合，传到中国也理应摆脱西方控制而实现中国化。我小时候划十字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都是用拉丁文，并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改用中文才懂。过去做弥撒都是拉丁文，教友也听不懂。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教会，受西方天主教所控制，是殖民地教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爱国主教、神父的带领下，中国天主教开始了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领导权掌握在中国的教职人员手里。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第一步。为了确保中国化走下去，我们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推动成立了爱国组织，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带领教友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协助教会办好牧灵福传事业。我参加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到第八届代表会议。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成立中国天主教自己的全国性爱国组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后来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爱国会发挥了上通下达的作用，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教会、教友，把教会的需求、看法、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这是中国化的第二步。

       新中国成立后，外籍传教士退出中国，全国多个教区中有120个教区主教空缺，严重影响正常教务的开展，迫使中国天主教开始自选自圣主教。1957年3月18日、19日汉口教区、武昌教区民主选举董光清、袁文华神父为主教，并将这一结果报请了罗马教廷。很快，罗马教廷和方济各总会先后回电称“选举是无效的”，并对两位主教和参与祝圣的主礼主教、襄礼主教给予“超级绝罚”。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反对新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面目，也激起了中国天主教界的无比愤慨。

       其实关于选圣主教，在历史上就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宗徒们到哪里传教直接委任主教，一种是大家选举，一种是政府委任，还有的是政府和教会达成协议共同承认。必须通过教宗同意的方法还不到200年，这在教会历史上写得很清楚。

       1958年4月13日，董光清、袁文华两位主教在汉口主教座堂举行祝圣典礼。祝圣后举行了庆祝会，来自23个省市的36位主教、神父代表和汉口、武昌的神长教友参加了庆祝会，会上一致通过“向罗马教廷表示抗议的严正声明”。这次祝圣开启了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创举，中国天主教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势力控制。

       经历这些后，大家深刻体会到，中国天主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1962年1月，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提出了“坚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彻底实现独立自主办教”的任务。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和普世教会都是一致的，当信的道理不变，但是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不是信仰内容，因此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独立自主自办，使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中国化的进一步推进。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给中国教会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稳步前进。

 

您刚才提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天主教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那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开始。一些人认为天主教在明代就开始了中国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坚持，不是开始，说明过去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现在很多人会回到利玛窦时期的天主教，认为那是中国化的开始，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和利玛窦推行的本地化绝对不一样。利玛窦是在形式上、传教方法上提倡本地化。对外国传教士要分开来讲，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为了在中国宣扬基督福音。他们为了这一目的，采取了适应与融合的宣教策略。这就是西方传教的本地化，把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结合起来传福音。还有一部分传教士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有一些是各国列强派来传教的，主要为其政治利益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为了“化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要有正确的认识。

       现在我们强调的宗教中国化，一定是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中国化”的要求就是要“时代化”，要紧跟新时代，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未完待续)

1958 年4 月9 日，武汉市天主教界举行抗议梵蒂冈无理否认汉口、武昌两教区新选合法主教大会，

宣布彻底摆脱梵蒂冈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摘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