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更好地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学理和实践借鉴，2025年春节前夕，中国宗教杂志社记者对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原名誉主席刘柏年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深度的专访。天光编辑部在学习此篇专访文章后获益良多。刘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的亲历者，始终孜孜不倦致力于推进中国天主教的爱国爱教事业和中国化进程。针对中国宗教杂志社记者精心准备的问题，这位耄耋老人思路清晰、神采奕奕，结合自己的经历侃侃而谈。他时而以浅显易懂的言语，讲述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宗教的形势政策；时而以坚定的语气，表明一位宗教界人士在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该坚持的原则。他的话语掷地有声，闻之令人醍醐灌顶，印象深刻。在访谈中，刘老对天主教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独到中肯的见解。为此，天光编辑部将这篇专访进行转载，以飨读者。希望广大神长教友在阅读之后，更加明了我国天主教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大家能够更加坚定走宗教中国化道路的决心，让我们众志成城，大踏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行稳致远。

 

刘柏年，1934 年5 月出生，贵州省修文县人。曾历任山东省青岛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7 年7 月15 日至8 月2 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

（上接第10期/总第616期）

Q您认为，天主教中国化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A  很多人讲中国化会谈到文化、艺术的中国化，包括音乐、建筑、服饰、绘画、书法等。比如教堂建筑，欧洲有欧洲样式的，罗马式、哥特式等，非洲有非洲样式的。既然是这样，中国教堂为什么不能建成中国样式的呢？20多年前新建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时候，找了多家设计院，最后才按照我们的设想方案设计成“天圆地方”风格的中国化教堂。很多国外朋友来参观都很赞赏，说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认为宗教中国化不只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化，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不但要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最主要的是要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关键在这里。要想实现中国化，当前宗教界首先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代替我们的理论，要有文化自信。比如圣诞节，国外基督教举办全社会的大型活动，而在中国多数人都不信教，不在社会上专门纪念这个节日，这是正确的。

       我谈谈我的看法。第一，我们天主教要有自我认识：正确认识我们天主教、我们自己、我们修会、我们教区是什么样，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第二，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识到我们天主教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差距在哪里，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女、广大教友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都已脱贫，政府帮助解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困难。中国天主教不再是殖民地教会，而是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资助新建主教座堂和修缮教堂，建设多所神哲学院，培养出多位主教和神父。

     

Q当前，要深入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您觉得具体应该怎么做？

A 首先，要坚持爱国爱教。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无数的共产党员和烈士们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而是为了劳苦大众而牺牲，令年轻的我非常敬佩。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境外的敌对势力进行反共反华的宣传，强迫中国的教会和神长教友与人民政权对抗，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都反对，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党的总路线。当时梵蒂冈有个通谕，命令中国的主教、神父、教友，不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不能阅读党的报纸，不能参加党领导的任何组织。有的教友觉悟高，不听从这些，但大多数都听，各地还有反动组织成立“圣母军”等。当时梵蒂冈要求中国教会的主教、神父都必须与之“共融”，否则就不是天主教。我们就指出，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和普世教会保持共融，但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事务上，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在其他多国教会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爱国和爱教是分不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是来自天主“爱”的诫命。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公民不爱自己的国家？世界各国天主教都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国家就是违反天主“爱”的诫命，就谈不上是爱教。

       前几年有人问我，在教堂院内升国旗、悬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他类似标语合适吗?我是非常赞成的。我工作期间先后应邀到过20多个国家访问，各个国家著名的主要圣堂我都去过。比如在比利时参加弥撒，主教座堂祭台旁就有比利时的国旗，弥撒开始的时候还奏国歌。在美国也是这样，教堂不仅外部挂有国旗，教堂里祭台边都有国旗。这都是爱国的表达。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青岛主教座堂里，曾经见过堂里祭台旁边挂过国民党的旗、美国的国旗、日本的国旗，还有梵蒂冈的国旗，都有过。20世纪50年代我在青岛市爱国会工作的时候，就把五星红旗升到青岛座堂的最高平台上，海上就能看见。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堂，就应该将国旗挂到最高处，国旗就代表祖国。

       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我国宗教必须与这条道路同向而行，必须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那么什么是相适应？以什么为标准？这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但是，我们要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跟西方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富强，西方国家是维护少数人和资本家的富强，而我们是强调全民富强，富强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这些概念，都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独特优势来讲，从根本上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和消极影响，切实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再次，要结合天主教教义教规来引导天主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个我深有体会，必须结合天主教教义教规来引导中国天主教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我举一个例子。1957年6月至8月，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算上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共召开了48天。当时我23岁，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教友。我印象最深的是，会议的吃住条件都很好，但后来大家都吃不下去饭。一方面斗争得厉害，持有不同立场的代表之间矛盾很深，另一方面大家对中国天主教的出路不明确。最后皮漱石主教指出，爱国是天主的诫命，“天主十诫”的第四诫就是爱国，爱国是我们的本分。经过总结和反思，会议全体代表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爱教是天主教徒的天职，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的神长教友来办。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回归到教理教义上，爱国不但没有罪，还有功，无罪就不存在罚，罚也无效。这是从教理教义出发，让大家达成了共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