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

       外来宗教进入受容国，必须与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相适应，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而在中国历史上因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又表现出中国的特色，其中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传承。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成为历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因此在不影响政治权力稳定的前提下，对其他文化和宗教体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致使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宗教都曾经传播到中国，而且受到政府的欢迎，很多还在中国落地生根。然而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那些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的宗教才能生存发展，不适应的则被淘汰了，其中主要经验有以下三点：

       一、外来宗教必须认同受容国的核心价值

       当代社会我们在大力倡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古代社会也有核心价值吗？当时没有人这样提出问题，但是不等于没有核心价值。如果简练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说不外“三纲五常”四个字。其中“三纲”是社会政治运行原则，“五常”是社会的基本伦理。任何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以便让执政者放心。

       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佛言：……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则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室家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 （《大正藏》12册）虽然佛教教化民众的方法与儒家有异，但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即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顺序完全相符。唐代高僧法琳在《辩正论》中指出：“且书有五常之教，谓仁义礼智信也，愍伤不杀曰仁，防害不婬曰义，持心禁酒曰礼，清察不盗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亏，不可须臾而废。王者履之以治国，君子奉之以立身。”（《大正藏》第52册）这是用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使佛教理论与儒家伦理相一致。

       为了论证伊斯兰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明代回儒王岱舆提出：“二元忠诚”论。他说：“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必须认同“认主独一”的原则，对于回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来说，放弃了“认主独一”就存在因丧失民族特色被同化掉的危险。但是在中国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还需要“顺主”、“顺亲”，即表示对“三纲”的认同。中国古代的宗教治理不干涉民众的信仰，但是教徒在社会义务方面必须恪守纲常伦理，这是政治认同。他还用伊斯兰教的“五功”来诠释儒家的“五常”：认为念经不忘主则是仁心，施真主之赐于穷人为义，拜真主与拜君亲为礼，戒自性为智，朝觐而能守约为信。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就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相互适应了。

       明末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原，也是打着“援儒”、“补儒”的旗号，以辅助政治的面貌出现。利玛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经典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国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因此著书立说，首先声明对于纲常伦理的恪守。利玛窦还附会儒家的孝道说：教徒行孝道要尽三方面的义务，即向至高无上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国之父“君主”尽孝，向生身之父尽孝。这也是一种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全面认同。利玛窦说：“夫化生天地万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时主宰安养，乃无上共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则无父无君，至无忠，至无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他把践行忠君孝父当成一切道德根基。

       二、用礼乐教化引领外来宗教中国化

       宗教治理与宗教管理的重要差异在于，前者不仅包括硬性的政府管理制度，更包括柔性的文化教化，儒家“礼治”的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道德教育属于社会舆论，是非硬性约束的；法律是刚性的，强制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一套“柔中带刚”的治理体系，就是“礼治”，它既有教化的意义，又有行动约束的作用。礼治的核心，就是对宗法文化的保证和推行。（未完待续）（来源：北京市天主教2021年《神学中国化方向研讨会文集》）